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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時間：
2020-09-07
來源：
2019年11月，某國有企業公司紀委接到群眾舉報，基層單位一輛公車經常于下班后停在公司，懷疑該車駕駛員下班后開公車到公司文體活動中心打羽毛球。經查，該車為公司下屬單位公務車輛，日常由該單位綜合管理部車輛管理員王某駕駛。趙某（非黨員，班組長級別）因是該單位的兼職駕駛員，因此擁有該車備用鑰匙。2019年9月份以來，趙某8次下班后私自駕駛該公車專門到公司體育場所打球。經研究，該公司監察部門給予趙某行政記過處分，取消兼職駕駛員資格，退賠車輛使用費用，在公司范圍內通報批評，同時對相關領導人員追究管理責任。
在討論研究審理報告時，與會人員對該名員工的處分意見無異議，但對是否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情況上報，出現了兩種意見。
（一）一種意見認為，公車私用是典型的是違反中央“八項規定”精神的行為，應當按違反“八項規定”精神典型案件上報；另一種意見認為，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定性上，不僅要看案情，還應當關注違紀人員的主體身份。違紀者為普通員工、非黨人員，也不在領導崗位，僅對車輛負有臨時管轄權，其公車私用行為使用行政處分即可，不宜再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上報。
（二）第二種意見如下：
1、從中央出臺“八項規定”的初衷看。
“八項規定”是2012年12月4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改進工作作風、密切聯系群眾的做出的規定，同時，也是中央從嚴治黨的切入口和動員令。黨中央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破題，堅持既抓思想引導又抓行為規范，以上率下，率先垂范，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和政治規矩，從中央做起，廉潔從政，一身正氣。因此，從中央制定八項規定的初衷看，更多的是從從嚴治黨的角度出發，要求全體黨員帶頭改進工作作風、密切聯系群眾，強化宗旨觀念、筑牢紀律意識，不忘初心，以人為本、執政為民，彰顯黨員的先進性、革命性、廉潔性，通過優化黨風，促進民風轉變，引領社會風氣向上向好。所以，貫徹落實中央“八項規定”精神，首當其沖要求的是全體黨員、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，做好表率，并不是針對的普通群眾和企業員工的要求。
2、從適用人群看。
對違反中央“八項規定”精神的行為，主要由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按照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》的具體規定和程序處理。因此，除了全體中共黨員要堅決執行“八項規定”精神外，非黨員的領導干部也在規范之列，因為他們在國家機關部門、國有企業任領導職務，掌握著一定的權力，代表著黨和國家形象，從黨管干部的角度出發，他們也需要遵守“八項規定”精神的要求。對于既不是黨員也不是領導干部的監察對象，因其握有一定的公權力、管理著國有資產、對社會或企業生產經營業務有部分決策權和自由裁量權、對個人、企業及相關方利益具有間接影響，也必然是需要規范的對象。綜上可知，普通群眾和員工是被引領的對象，而不是“八項規定”精神需要規范的對象。
3、從定性上看。
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主要屬違反廉潔紀律性質，也有部分違反政治紀律、工作紀律、群眾紀律等其他紀律的情況。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的行為，并不是直接依據中央“八項規定”作出定性處理，而是依據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對應的具體條款。目前，主要以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央八項規定為時間節點，被審查人的相關違紀行為發生在2012年12月4日以后的，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認定；被審查人的相關違紀行為發生在2012年12月4日之前的，不認為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，而是根據違紀行為的具體情況和當時黨紀規定作出相應認定。2020年7月1日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》正式施行，第三十四、三十五條中列明，收受可能影響公正行使公權力的禮品、禮金、有價證券等財物；向公職人員及其特定關系人贈送可能影響公正行使公權力的禮品、禮金、有價證券等財物，或者接受、提供可能影響公正行使公權力的宴請、旅游、健身、娛樂等活動安排；違反規定設定、發放薪酬或者津貼、補貼、獎金；在公務接待、公務交通、會議活動、辦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標準、超范圍的；違反規定公款消費等行業的，予以警告、記過或者記大過；情節較重的，予以降級或者撤職；情節嚴重的，予以開除。因此，對員工違反廉潔紀律的行為有了更明確的處分依據支撐，可以按政務處分法相關條款定性執行。
4、從處理效果上看。
對黨員、干部和監察對象違規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、公車私用、收受禮品禮金、大辦婚喪喜慶、出入私人會所、違建樓堂館所、違規多占住房等職工群眾看的見、影響面大、關心反感的問題，嚴格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認定通報，既彰顯了紀嚴于法、紀在法前，體現了從嚴治黨、從嚴治吏的決心，又順應了民心民情，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賴，推動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不斷凈化。
對一般員工群眾的違規違紀行為，如果也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認定通報，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：
一是降低了中央“八項規定”精神的嚴肅性，混淆了人民群眾對黨的先進性的認識，將中央踏石留印、刮骨療毒的從嚴治黨要求混同為一般的社會治理；
二是擴大了適用范圍，導致處分的對象不再是極少數重點人員，變成了大多數普通員工，降低了因此而起到的引領、震撼和警醒的社會效果；
三是將“八項規定”等同于一般紀律約束，沒有突出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更嚴要求，降低了其蘊含的從嚴治黨的政治導向意義。
對國有企業非黨員、非領導干部的違反廉潔紀律問題，是否一定按違反中央“八項規定”精神認定和上報，既要考慮違紀者的主體身份，也要綜合考慮其事件的影響、性質、當地政治生態及其處置效果等各方面。認真思考、慎重對待處理非黨員、非領導干部違反廉潔紀律問題適用“八項規定”精神的認定，既突出了案件審理定性的精準性，體現了實事求是、依規依紀、負責處置的工作要求，也是對我們是否講政治、敢擔當的一次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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